对“拐点”承认也罢否认也罢，开发商的日子不好过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开发商急，和开发商同样着急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

　　据报道，从南方的成都到北方的沈阳再到中原的石家庄近日纷纷将“普通住宅”界定标准上调。成都普通住房标准最高调整为5780元/平方米，沈阳新的“普通住宅”界定标准最高达到了6700
元/平方米，石家庄则将“普通住宅”界定标准上调了1300元-2000元/平方米，最高为6600元/平方米……尽管界定标准的提升，不等于房价的提高，但这种调整，却可以使这些城市大部分商品房进入减税行列。有关专家将这些城市在同一时间段推出房屋税收优惠措施理解为一种政府刺激房市需求的开始。

　　不可能不急。有消息说，恰恰在楼市调整之时，某中原城市正在邀请开发商参与当地的“三年大变样”城市开发行动，而这笔改造资金的主要来源正是依赖于土地出让，如果土地价格大幅度下降，则该市政府的城市改造计划如何进行？！其实，相较于上百万的购房款，税收优惠恐怕难以撼动低迷状态下买房人的观望情绪。可怕的是如果这些地方政府借此向开发商传递“不要着急，楼市自有政府支撑”的消息，进而有意放缓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速度，并继续大拆大建，制造所谓的刚性需求并由此继续推动房价和地价的上涨，则需要特别加以警惕。

　　其实，房价非理性上涨带来的弊端这几年已经被反复论证，地方政府也深知其危害。之所以要对地方政府再推房价进行应有的警惕，就在于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升官而进行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存在强烈的“只要升了官，此地今后就算是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的危险心理，破坏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大普通群众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评议力量，把群众对官员的评价作为其能否升迁的最重要标准。使那些只关注于政绩的官员必须关注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去解决当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再推房价也同样是对更高一层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考验。落实稳定房价宏观调控政策，取信于民，维护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对更高一层政府的政治要求。就中国现实而言，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良性发展地方经济是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而非理性的推高房价，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只有对那些无力也无心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地方官员施以重拳，真正追究主要领导责任，才能显示更高一层政府维护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的决心，才能震慑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才能使更高一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得到充分体现。

　　某位经济学家曾有一段名言：“你要放一个妖艳的女子在我的卧室，又要我对她没有非分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对她没有非分之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离开我的卧室。”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既然你经受不住诱惑，就请你离开。这对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地方官员也同样适用。